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利润丰厚的假冒试剂市场。现在，一些科学家对此发起反击。
2013年的一天，黄嵩走进了位于北京市西北城区的一家文印店，在那里，他偶然发现了一种明目张胆、而且十分普遍的犯罪行为。黄嵩是一位合成生物学研究者，这家文印店距离他工作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只有15公里。
他想找一台小型的台式打印机来打印他的实验需要的几百张标签，就询问了店主店里某个型号的打印机能不能在耐热纸上打印。店主自豪地取出了他用这台打印机为别的顾客打出的样品。
在这些样品中，黄嵩惊讶地发现了印着艾博抗（Abcam）和CST（Cell Signalling Technology）等公司名称的标签，看起来就和这些欧美公司生产的高价抗体的瓶子上的标签一模一样。对热心的文印店主来说，这些标签上的文字毫无意义，但它们直接证实了黄嵩和他的同事们长期以来的怀疑：中国经销商销售的许多抗体都是假冒的。
制假者在向市场上销售假冒和稀释过的研究试剂，而这家位于北京首屈一指的科技园区——中关村的文印店正是他们购买用于打印假冒试剂标签的设备的地点之一。“这次经历证实了我先前的怀疑，”黄嵩说。
黄嵩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采取措施避免购买到假冒试剂。Gilles Sabrié for Nature
说起中国的假货，人们通常想到的是盗版DVD、假冒LV手袋和劳力士手表。但这些假冒试剂并不是在繁华的公开市场中出售的，而是通过复杂的网站销售，与真货混合，在采购和销售过程中借助了许多不知情者之力，比如中关村的那位文印店主。
连大学的清洁工人也被指参与了伪造基本化学试剂、细胞培养用血清和标准试剂盒等实验室用品的秘密过程。虽然这种非法贸易的影响程度很难量化，但中国科学家，以及欧洲和北美的一些科学家表示，假冒产品曾让他们误入歧途，浪费了他们的时间和实验材料。
一些中国科学家担忧，这一问题或将损害中国为成为世界科学领袖所做的努力。打击造假者的选项十分有限。品牌形象受到损害的试剂公司和被假冒试剂蒙骗的科学家不愿采取法律行动，部分原因是尴尬，部分原因则是对执法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击这一行业没有信心。“你无法阻止人们制假售假，这个行业的利润率太高了。”黄嵩说。
现在，科学家和试剂供应商正在制定策略，试图扭转这一局面。大供应商开展了针对假货现象的培训活动，科学家们则与彼此分享自己的沮丧经历，以及避开假冒产品的窍门。黄嵩协助创办了一家部分国有的试剂进口公司，这家公司利用了新的海关和检疫流程，或许有助于缩小假冒试剂的市场。
但这些方法帮不了所有人。北京和上海等研究重镇之外的科研院校的研究者尤其容易受到假冒产品之害。北京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谢灿表示：“我知道许多实验室还在购买和使用假冒的进口化学试剂，我为他们感到遗憾。”
供应链
对于这种特定行业的造假行为来说，中国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目标。中国的科研投入正在迅速扩大：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生物医学预算已经翻了两番。而中国的庞大规模也意味着难以跟上需求、不愿应对中国复杂的经销系统的外国公司必须依赖于本地经销商。抗体制造商CST的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经理Jay Dong表示：“在中国，我们面临着许多经销上的挑战，配送也存在物流上的困难。”
因此，一些本土公司往往承担起了急需的经销角色。中国最大的抗体经销商之一，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冷兆武表示，一些经销商是由制造商授权的，但许多并不是；科学家一般很难辨别出两者的差异。
中国繁琐的海关和质量控制流程导致进口试剂价格高企、等待时间漫长，为行为不端的试剂商创造了条件。对看起来似乎一模一样的产品，他们要价更低、服务更快，有时还声称货物是走私来的。抗体制造商CST的Jay Dong说：“在中国，我们的确注意到了比其他国家更普遍的造假行为。”
谢灿曾在美国从事过博士后研究，他说，在2009年回国后，他花了几年时间才发现自己买到的一些化学试剂是次品。经销商声称自己代理的是外国公司的优质产品，但实际上却在销售廉价的国产产品。他无法断言不纯净的低质量试剂是不是实验失败的罪魁祸首，但他补充说，他在一些溶液中发现的“神秘不溶物”本应引起自己的警惕。现在，他只从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的知名公司购买试剂。
黄嵩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行政副所长，2012年，他见证了一位同事面临类似的困境。在一篇论文发表六个月后，这位同事发现自己无法重复一些实验的结果。他使用了所有常见的错误排除方法，并向同事请求帮助。最终，他发现自己使用的一种用于将DNA引入细胞的试剂破坏了他的重复工作。现在，黄嵩认为问题的原因就是假冒试剂。
“你最后才会考虑试剂（出了问题），”他说，“这样的压力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假冒抗体是个尤为普遍的焦虑之源。抗体在许多生物学实验中都至关重要，是在许多生物系统中标记和追踪蛋白质所需的。但即使是未经污染的抗体有时也会给实验带来困难：不同批次的抗体可能存在自然差异，它们可能靶向研究者预期之外的蛋白质。
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假冒试剂很难被发现。艾博抗的抗体技术高级副总裁Zhu Weimin表示：“阴性结果可能是多种原因导致的，” 艾博抗的总部位于英国剑桥，但在上海也设有分公司。”这一问题非常严重。”
这种混乱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中国。举例来说，2012年，一些来自伦敦和波兰的研究者报告，他们使用一种基于抗体的ELISA试剂盒，在慢性肾病患者的血液中检测出了某种蛋白质。然而，美国麻省总医院的肾病专家Herbert Lin购买了同样的试剂盒（武汉优尔生(USCN)生命科学装备公司的产品），并对其进行了严格的检测；他发现，这种试剂针对的是另外一种蛋白质。原始研究的作者现在同意，抗体明显针对了错误的蛋白。
“我们向制造商发送了几封有关他们的试剂的邮件，但没有收到回复；这或许早就该引起我们的警惕了，” 他们写道。关于USCN品牌的ELISA试剂盒，加拿大多伦多西奈山医院的癌症研究者Ioannis Prassas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Prassas说，他的团队花费了两年时间、将近50万美元的经费，试图弄清问题的由来。
武汉云克隆科技公司（USCN产品的销售公司）的技术开发主管Chris Sun表示，他们检验了Prassas团队购买的试剂，但没有发现问题。云克隆公司最终对Prassas做出了赔偿。Sun否认他们有意调换抗体，她说：“我们拥有上千种自己生产的抗体。我们有真的抗体，没有理由售假。”并表示没有收到过有关肾病ELISA试剂盒的投诉。
她补充说，USCN试剂盒大多是通过经销商销售的，公司有时会发现伪装成USCN产品的假冒产品。
虽然一些公司正在努力，但估计问题的规模并非易事。去年下半年，艾博抗统计了该公司在一年中收到来自中国的客户投诉。在检查了条形码、批号和购买时间后，艾博抗发现，在这1700次投诉中，42%的问题都与假冒产品有关。
秘密配方
科学家们得到的试剂质量可能是有差异的。艾博抗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张珏表示，有时，廉价的普通抗体会被重新贴上标签，作为昂贵的稀有抗体出售。制假者有时还会使用分子量接近的抗体来假冒，因此，就算使用了快速检测来验证试剂，科学家也不会发现。但这些抗体在实验中却会脱靶。
比起替代品，更常见的问题是稀释抗体。冷兆武说，制假者会从中国或海外经销商那里买来正品，然后把一份试剂稀释成五份。“顾客得到的是效力弱得多的产品。这些抗体有时有用，有时没用。”
抗体制造商CST的Jay Dong说，制假者“花了很大力气来复制我们的包装，伪造足以以假乱真的试管和标签。造假问题的源头似乎是市场上一个小而活跃的集团。”
在北京中关村一家和本图所示类似的打印店里，一名研究人员发现了假冒试剂交易存在的证据。Gilles Sabrié for Nature
许多参与者并不知道他们参与了制假售假的过程。中关村的那位文印店店主并不知道自己被牵扯进了非法活动中。“他们都是供应链上的一环，但并不是坏人，”黄嵩说。
2015年，黄嵩注意到他实验室里的一位清洁工会把空试剂瓶从垃圾中挑拣出来。他感到十分困惑，便向她询问了原因。“我提醒她不能用试剂瓶喝水，”他说。她告诉黄嵩，有人在以40元一瓶的价格收购这些试剂瓶。这又是一个让他恍然大悟的时刻。
这些试剂瓶里原本装的是胎牛血清（FBS），一种常见的细胞培养产品，来自从屠宰场收集的血液。但由于传染性疾病，中国曾禁止从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牛肉产品，这使得高质量胎牛血清的供应大为缩减。在过去几年中，来自被禁地区的库存血清的价格增长了一倍，达到了约一万元一瓶。
来自其它产地的低质胎牛血清的价格大约是被禁进口品的四分之一，但质量堪忧。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是最受欢迎的血清品牌之一的生产商，他们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开发出了难以复制的标签和试剂瓶。而这就是清洁工的“回收”发挥作用的地方了。制假者可以轻松地在瓶中灌注低质量的胎牛血清，再向顾客收取优质产品的价格。
这一问题到底有多普遍难以了解，但黄嵩给出了一个粗略的估计：基于主要实验室消耗和丢弃的试剂瓶数量，仅在北京，胎牛血清制假者每年的潜在市场就可达到数千万元。
制假者是一个非常难以打击的狡猾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经销商在顾客投诉时都会提供退款或换货。这意味着，研究者无法就他们真正的损失——时间和资源采取法律行动。“警方只关注直接损失——但直接的（金钱）损失并不存在，”冷兆武说。
由于制假售假者的存在，试剂公司营收受损，品牌形象也可能会遭到损害，但他们对此常常无能为力。艾博抗质询了一些销售明显假冒的艾博抗产品的无授权经销商。经销商表示，他们不知道这些抗体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律师不建议制造商采取法律行动，因为成本过高，且收效也可能不大。“关掉一个售假点，另一个就会冒出来，” 张珏说。冷兆武也同意这一点。他说，这些制假公司往往只有1到2两个人，“每年注册一个新公司，然后卷土重来。”
阻击制假者
张珏说，一些科学家虽然对此感到愤怒，但也不想大肆声张：这会让人们注意到他们使用了伪造的抗体。承认事实或许会引起人们对他们先前研究结果的质疑。黄嵩本人也不想追究那些清洁工、文印店店主和其他参与了制假过程的人的责任，因为他们只是在讨生活而已。“打印了1000张试剂瓶标签的文印店老板有什么错呢？那些给回收试剂瓶灭菌的人说不定还做得很好，”他说。
但科学家可以依靠其他方式采取行动。黄嵩集中订购研究所最常用的试剂，因此确保了采购来的大多数试剂不会让科学家受骗。此外，他还建立了一个试剂瓶回收系统：研究人员需要上交一个旧的FBS瓶才能得到新的，用过的试剂瓶会被销毁。
其他人告诉《自然》，在上过当后，他们开始花更高的价格购买试剂，以避开第三方经销商。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一家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化学家罗伟表示，有一次，他买到的一种淀粉酶有股可疑的味道，包装也很可疑。标签显示，它产自美国密苏里州的西格玛奥德里奇公司，批号和相关信息也与公司网站上的产品详情相符。但西格玛奥德里奇证实，公司并没有使用过包装罗伟收到的淀粉酶的白色试剂瓶。这种产品是假货。
一些试剂公司也制定了打击制假者的方案。艾博抗、CST和优宁维公司正在通过研讨会和在线手册等形式，培训目前和未来的客户如何辨别假货。他们也为怀疑收到假货的客户开通了投诉热线。“我们有的选项是采取法律行动，或者培训我们的客户。我们选择了后者，”张珏说。
科学家们也能共同努力，提高人们对假货的意识。研究者在网上聊天室中给出了很多避免假货的建议，往往来自自己的经验。一些论坛中还公布了销售低质量产品的公司的黑名单。
然而，张珏说，对于许多在中国主要研究重镇之外的城市工作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可选择的经销商更少，也很有可能没有听说过关于假冒产品的消息。他们的经费很可能较少，因此价格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他们更有可能被低价购买走私来的优质商品的说法所骗。“我们认为，大多数顾客都不知道自己买了假货，”张珏说。
黄嵩表示，终极解决方案是摧毁造假产业的盈利模式。2015年12月，他协助建立了iBio——一个国有资本占60％的服务企业，能在研究所内部完成通关和检疫流程。黄嵩表示（他不从公司业务中获利），大多数试剂现在可在十天内到货，而此前往往需要一个月或更长时间。
类似的公司也已在上海和苏州建立起来。这样的速度让中国的科学家与国外同行有了平等的竞争起点。“每个实验都有一到两种‘瓶颈’试剂，”黄嵩说。如果中国科学家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收到别人几天就能得到的东西，“那么中国科学是不可能与外界竞争的，”他说。
2012年，正是这一思路说服了相关政府部门修改规定，允许快速进口生物试剂。但改变需要时间。
黄嵩对这些进步感到感激，因为它们有望提高中国科学的竞争力。此外，一个额外的益处是这一规定可能对造假者产生直接影响。他说：“如果消除了通关负担，制假者的利润模式就不存在了。”在他看来，这一方法比抓捕制假者更有效。“如果造假者的利润来源被切断了，我们就不用再去追捕他们了，”他说。
